陈姓士子顿了一会儿：“跟太学之会有关系，汉儒和宋儒之争，能明白吗？”
此言一出，周围几名士子顿时皆变了脸色。
“不是吧，怎么可能呢？”
“就算陛下再喜欢荀子，也断然做不出这种事情来呀。”
“对啊，宋儒作为正统，都这么多年了。”
这里面的争端就在于，荀子和孟子，尊哪个，其实并不仅仅是尊这个人。
如果说荀子被抬入孔庙，还可以理解为皇帝个人的喜好，那么《荀子》成为科举考试的重点考试内容，就完全不是如此了。
皇帝可以随意决定谁配享什么庙，甭管是孔庙还是文庙、武庙，只要皇帝愿意，他想让谁进就让谁进。
可科举不是这样，一旦某人的思想，成为科举考试内容，那么就意味着科举风向的变动，这会直接导致全天下的士子出于功利性，都去学习和钻研他的思想。
荀子，虽然从宋代开始，被持续贬低了数百年，现在的大明，是孟子和继承了孟子的程朱理学作为思想主导。
但这并不意味着荀子思想，没有辉煌过的时候。
实际上，跟宋儒相比，汉儒的思想，极为接近荀子。
“荀子开汉学宗派，其学笃信谨守，重在传经；孟子开宋学宗派，其学广大精微，重在传道。”
“这是现在对汉学和宋学，比较流行的定义。”
这个说法，肯定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实际上，你别看现在的程朱理学处处尊崇孟子，道统的根子也确实是追溯到孟子上面的，但里面的很多内容，都是断章取义后的结果。
而以“治经”为要务的汉学以及后来演变出来的“经学”，多是推崇荀子的，反倒更原汁原味一点。
“确实如此。”
另一人大约是知道同伴们平日里对考试内容用工多，但对儒家历史了解的却并不那么透彻，于是解释道：“汉儒多传荀子之学，因此传承自子思子的孟子之学在两汉时其实尚未显明，为之注者，仅一赵岐而已，直到唐代韩愈始推尊孟子，晚唐黄巢之乱前皮日休尊孟并尊韩，由此开宋学之先声，才有后来北宋五子的故事。”
“但现在尊荀的风声，也有些愈吹愈过分了些”
方姓士子无奈，只说道：“有人鼓吹，孔子之学，至晚周有荀、孟二派，荀派为汉学之祖，孟派为宋学之祖，孟子虽善说诗，而非传经之嫡派，故真能传孔门之六经者，当推荀子一派。”
众人有些诧异，纷纷问道。
“这是何人，竟如此不要脸？”
“光禄寺丞高致。”
姜星火：“.”
不过这显然也是没办法的事情，荀子思想都不说是想要重回巅峰，就是重新崛起，也是要经历一番风吹浪打的，所以高调一点，实属不得已而为之。
你若是低声下气，反倒没人瞧得上。
“伱接着说。”
陈姓士子继续说道：“所以现在就有说法，说朝廷尊荀，不仅仅是要用圣王之说来符合陛下心意，更是要恢复汉儒的学问，来平衡宋儒，尤其是宋儒里的程朱理学。”
“这岂不是改弦更张？”
“朝廷改弦更张的事情还少吗？”
士子们议论纷纷。
虽说历朝历代，对于主导思想的争端一向是没停止过的，但大部分情况，只要是追求稳定，都会选择一个学说，比如汉代董仲舒的那套天人感应，或者宋代朱熹的天理人欲，很少是主动让两个截然相反的思想进行碰撞的。
如果控制不好，那么思想界，很可能就会乱成一锅粥。
而现在，对于他们这些学了传承自孟子的程朱理学思想已经有二三十年的士子来说，考试内容多些新东西不要紧，因为他们不会的，大家也都不会，对于所有人来说，基本都是同样的新起跑线。
可要是把他们会的这些程朱理学内容给删了，那就祸事了。
若是朝廷打算重尊汉学的消息一旦被证实，那对于这批人来说，无异于天塌了。
就像是清末最后一批寒窗苦读十年的士子，刚要出山，科举被废了.
“你们别忘了，如今国师可是不太待见程朱理学的。”
另一名士子则叹口气说道：“恐怕，这是真的准备动手了，毕竟，科举的内容虽然不说关乎社稷存亡，但也关乎万民福祉，朝廷肯定是有想法才会动手的。”
听到这话，众人更显沉默。
姜星火也沉默。
经过漫长的轮回，他其实已经用亲身经历印证了一个观点。
——这个世界确实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
虽然朝廷在很多时候，确实会深思熟虑（效率低下的拖延决策）后才做出政策实施，但实际上，你说这些政策经过了多么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设计规划，那也未必，很多都是拍脑袋想出来的。
之所以经典的施政案例那么经典，是因为出彩的就这么几个，剩下的都是搞砸了没人能从史书上知道的。
而对于姜星火来说，变法当然是有计划有步骤的，但变法是如此的庞杂，有如此之多看起来都“很重要”的领域在同步推进，那么对于单独某一个领域的规划，其实思虑也不是那么全面，尤其是很多连带性的后果，并非是事先可以预测的。
换句话说，尊荀导致汉儒思想复兴，姜星火是有这个规划的，这也是为什么他让孔希路、高逊志和曹端，分别负责《王制》托古改制、梳理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经史分流这些事情，除了这些原本的目的，还有就是这些事情都是属于汉儒学术范畴内的。
但姜星火也没想过，因为太学之会的胜利，再加上甲申科科举重点考了《荀子》，会让朝野间，出现这种激进舆论。
“果然，所谓的‘保守派’，就是嫌弃‘激进派’太过于保守的那一拨人。”
姜星火在内心深处，由衷地发出了感叹。
至少说心里话，姜星火也只是打算复兴一下汉儒，并且给实学的源头梳理清楚而已，并没有打算把学术界倒退回经学时代。
这时候，他就不得不出来说几句了。
姜星火轻咳了一声，说道：“我倒是觉得这汉儒与宋儒的划分有些偏颇，汉儒不但通经致用，也传承孔孟之学，所谓汉儒与宋儒，区别之处更多的在于汉儒研究经学，因此多喜微言大义，而人性之论，汉儒依然渊源于孟子，朝廷尊重荀子不假，但也未见得就要彻底否定孟子；朝廷想要复兴汉儒思想不假，但同样也不是说就要把宋儒一并埋入土里，要真是如此，岂不是天下大乱了？”
姜星火这话，自然是真正意义上的有一说一，属于很公正的说法了，不偏不倚，因此，众人都觉得客观。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变法虽然要有变革，但变革不是让你走极端，做事情总要循序渐进的来，对于思想界来说，程朱理学占据统治地位这么多年了，下个政令变了容易，那拿什么来承接？怎么面对无数读书人的反噬？总该是一步一步进行的。
姜星火已经实现了变法在思想方面被世人所认可，接下来，就是把新学思想慢慢推广开来，同时用心学来分流理学，如此一来，经过十几年、几十年的潜移默化，理学的主导地位，自然就被调换下来了，这才叫水到渠成。
没挖好引流渠就直接炸大坝，这不叫整狠活，这叫找死。
“那依您看来，现在《明报》上讲的这些大儒刊登的‘经史分流’之类的观点，是什么意思呢？”
方姓士子很认真地请教姜星火。
姜星火笼着手，身子靠在窗边，微微斜侧过来。
“我理解的意思，经史分流也好，研究《王制》的指导意义也好，目的肯定不是为了彻底推翻理学，而是说，很多东西，不是研究理学能做到的。”
“通经致用、经世致用，讲究的都是实用。”
“所谓通经致用，意思就是不尚空言，要‘在坐而言、起而可行’，也就是说，不能有程朱理学这种‘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弊病。”
“至于为什么要研究‘经史分流’？经术是治学的基础，这个你们应该知道吧？”
士子们纷纷点头，这个是没疑问的，毕竟会试第一场按惯例就是四书+五经，现在是五书+五经了，但加了《荀子》是一码事，五经总是没变的。
而五经，传承的就是经学的那一套，虽然最重要的《春秋》微言大义给整的已经没学子重视了.但不管怎么说，经学始终是没断传承的。
姜星火又道：“经学是治学的基础不假，但若论运用方法，历史更为重要。”
“人不读经书，不知自处之道；不读史书，无从治其国家。”
“今日提经史分流，大约便是这个意思。”
“同样，为什么要提《王制》？这个事情方才我说了，但没细说，其实研究的再深刻一些，说穿了也简单，无非就是《王制》等礼乐的用途，并非是为了恢复上古时期的冕弁之服、鼎俎之设，而在于考究上古典章制度，明确文化制度发展，为今日的制度设计提供参考，这就是‘通经致用’的实际用途了。”
姜星火其实没说几句，但句句都在点子上，让这些落榜举子，是真的觉得自己好像看问题的层次和深度，骤然被拔高了好几个等级。
方姓士子加着小心，本想就此打断，但还是忍不住低声来问道。
“那为何又要梳理古文、今文学派呢？还请您不吝指点。”
“古文、今文学派是怎么回事，知道吗？”
姜星火问的这个问题，还真不是瞧不起这些举子。
对于这个时代，专心于通过科举这块敲门砖走入仕途的读书人来说，除了科举相关的书籍，其他一律都可以归于“杂书”范畴。
科举考什么，之前已经说过了，而在科举考试的默认比重里，第一场四书五经八股文＞第二场试论、判语、诏诰表＞第三场时务策问。
而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考试，这些东西，早就有完整的训练手册了。
虽然大明没有《五年高考三年模拟》，但类似的东西，是不缺的。
譬如诏诰表这些东西，都是有固定模板的，多准备几套，照着往里填，你写的不好不要紧，只是正常得分，拿不了满分而已，但本来这些涉及到历史的东西占比就不高。
至于第三场考的时务策问，在唐宋时代，这是科举重点之一，可在明代，属于是考官都懒得看一眼，像是今年甲申科这么明令重视时务策问的年份，反倒是极其罕见的。
所以在真实的备考条件下，为了节约时间追求效率，考生们对史书内容不太了解，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而考的四书五经，里面的五经虽然是经义，虽然跟经学脱不了干系，可说实话，这时候考的最多的就是《诗》《易》《书》，《礼记》和《春秋》基本不怎么考，四书五经是要靠八股文的，也不需要考生去了解这里面的历史。
因此，要是这些落榜举子，对于古文、今文学派的历史渊源一无所知，姜星火也不会很奇怪。
但这里面的陈姓士子，倒真是爱读书的，这时候竟然能流畅完整地答出来。
“经学源头，乃是西汉汉武帝建元五年，施行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策，设五经博士，以通经作为选拔官员之标准，由此有了经学，而经学分为古文和今文两派。”
“今文经学是指以当时的文字，也就是汉隶写成的用来给人阅读的经文，讲求通经致用，使经学它成为治国平天下的工具，同时阐发六经中的微言大义。”
“古文经学则是用先秦篆书写的经文，是复古派的作品，一开始只是在民间流传，认为孔子述而不作故此六经皆史，主要研究六经的本意，因为是用篆书写的，而且先秦各国文字不统一，所以古文经学注重名物考释、文字训诂的治学方法。”
这个答案是很标准的，实际上一开始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的区别很简单，也就是对于现实政治与学术研究的不同偏重上，今文学派更关注于现实政治，把孔子当做政治家，认为六经是孔子在春秋时期“托古改制”的政治手段，其实说白了，就是通过对经文的解释来给董仲舒的一系列变法赋予思想和法理上的依据，即“六经注我”。
而古文学派在最初则是更专注于学术研究，把孔子视为一名史学家，认为六经都是前代留下来的史料，孔子是记录者，所以才要通过名物考释、文字训诂这些方法，以类似考古的手段，来对六经的微言大义进行复原，然后再阐释出来，即“我注六经”。
“那古文和今文学派后来呢？”
这个众士子就答不上来了，还是柴车帮忙解围：“后来，大约是变了味了，都成了汉庭内部斗争的工具，譬如西汉末年刘歆大力提倡古文经学，激烈批判今文经学，遂引发了持续两百多年的古今文之争王莽就是古文学派的执牛耳者，建立新朝后就将古文经版本的《周礼》立为官学。等到了东汉，则是郑玄以古文经为主，兼收今文经，重新遍注群经，统一了古文、今文两大学派。”
姜星火似是有些刨根问底：“再后来呢？经学忽然就没了吗？直接过渡到北宋五子的理学了吗？”
“这”
这次柴车也答不上来了，柴车看了看郭琎，郭琎也不知道。
如果姜星火不问的话，其实平常他们好像也不会去想这些问题。
就好像，从三国到北宋这740年的历史，一直在打的头破血流，学术思想就像是断层消失了一样。
那么，真的消失了吗？
当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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